1950，在台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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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孝乾，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，1919年进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校读书，1922年毕业，然后留校任代教员1年。

1924年至1925年，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，受到当时在这里执教的瞿秋白、任弼时等人的影响，参加了上海台湾青年会，组建了旅沪台湾同乡会，1925年12月还主持召开了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。

1926年7月，蔡孝乾返回台湾，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，后为文化协会机关报咨询、顾问和撰稿人。

1928年，他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，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(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)中央委员、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，负责宣传部工作。

1928年8月，他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，离开台湾到大陆，潜至福建漳州。

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，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，蔡孝乾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根据地工作。

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，在列宁师范学校(团校)任过教，主编过《红色战士报》，还当选了“反帝总同盟”主任。

期间，他接触过不少中共领导，如罗荣桓、周恩来、胡耀邦、项英、毛泽民、毛泽东、毛泽覃、刘伯承等。

对自己成为“红色战士”的一员，蔡孝乾后来回忆说，这“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，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，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”。

1934年10月，蔡孝乾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。他由此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，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。

长征途中，他与中共诸多领导培养出深厚的革命感情，这为其后来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埋下伏笔。

中央苏区的工作经历以及长征路上的生死历练，对蔡孝乾的一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1935年10月，蔡孝乾到达陕北后，任反帝联盟主席，1936年4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，9月调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(周恩来任书记，专管对国民党军的渗透和瓦解工作)下属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，任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。因精通日语，他主要负责管理日军俘虏和对敌宣传。后因中共“保护干部”政策，考虑前线危险太大，而蔡孝乾的身份极为特殊，遂将他调回延安。

1941年12月，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同盟常委。

1942年6月，蔡孝乾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台湾历史和现状的书，他说：“我们研究台湾，不只是要了解台湾本身的情形，而且还要了解日寇一般的统治殖民地的方针和政策，同时还要学习台湾民众与日寇斗争的经验与教训。”

这本书的出版，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“台湾通”的地位。

八年抗战，蔡孝乾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。1945年8月，周恩来亲自找蔡孝乾谈话，要他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，赴台主抓秘密工作。

中共华东局也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对台工作联络站，后来又在香港设立台湾工作小组香港联络站，负责与蔡孝乾联络并帮助地下党在台开展工作。

1945年9月，蔡孝乾从延安出发，长途跋涉3个多月，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，见到华东局书记张鼎丞、组织部长曾山，以及预定去台的张志忠等人。

1946年4月，张志忠率领首批干部先行搭船前往台湾。7月，蔡孝乾乘船抵达台湾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，蔡孝乾任书记，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，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洪幼樵任宣传部长。

蔡孝乾化名老郑，陈泽民化名老钱，洪幼樵化名老刘，张志忠化名老吴，加上华东局派遣来台的福建人林英杰，成为中共在台的“五巨头”。

中共台湾工委在蔡孝乾领导下，秘密发刊《光明报》、《青年自由报》等，作为展开地下工作的工具。虽然力量比较弱小，但在轰轰烈烈的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中积极工作，还是有所作为。

华东局向台湾工委发出指示，内容包括重新吸收优秀分子、确立完整组织、确保兵源财源，以及占领台湾山区，以深山为根据地，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。

经过工委努力，至1948年6月，全省党员已达300人左右。到1949年底，台湾工委党员已达1300多人。

1949年3月26日，台北两名大学生因单车载人被警察留置警局，引起学生抗议。

次日，大学生包围了警察总局，沿路高唱大陆歌曲《你是灯塔》、《跌倒算什么》，高呼大陆学生运动口号：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，这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高度警觉，断定校园一定有中共地下党在幕后策划。

台湾省主席陈诚决定镇压学生运动，4月6日，他派军警包围了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宿舍，引发学生反抗，100多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入狱，其中7名学生被枪决。

1949年7月，有人捡到一份台共刊物《光明报》，上交陈诚，陈再送蒋介石。蒋大为震怒，限期破案。

很快，高雄警察局抓到4名持有《光明报》的台大学生，学生戴传李承认，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所得，而戴芷芳的上线是基隆中学校长、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。

8月14日清晨3点半，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，逮捕了钟浩东，同时搜出了印制《光明报》的印报器材，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。

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和严刑拷打后，神志不清，恍惚间反问了一句谷正文：“老郑怎么样？”

虽然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，但“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”谷正文已料到他不是一个简单人物。

这个谷正文是山西汾阳人，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，后考入北京大学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谷正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，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。

抗战爆发后，谷正文弃笔从戎，在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，后被国民党逮捕，随即叛变，加入国民党军统局，成为一名军统特务，深受戴笠的赏识，长期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。

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，获得蒋介石重用，在台湾岛内有“活阎王”之称，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。

谷正文（1910年—2007年1月25日）

谷正文于是就“盯紧”了这个“老郑”。

不久，保密局特务逮捕了高雄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。谷正文“拿下”了李汾后，决计玩一场“捉放曹”，他故意释放了李汾。

1949年10月中旬，李汾突然报告谷正文，他的上级和他约好，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。

于是，高雄工委负责人兼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逮捕。谷正文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，又发现了“老郑”二字。

陈最终熬不住刑讯，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：台北市泉州街26号。

1950年1月29日深夜，老郑，也就是蔡孝乾，终于被蹲守近两个月的保密局特务逮捕。

即使这时，包括谷正文在内的国民党特务，都没搞清楚老郑就是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。

蔡孝乾参加过学生运动，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，经过八年抗战，斗争经验丰富。被捕后被连轴转地审讯，他发现对方并不知他的底细，于是就和特务们不着边际地兜圈子。

奇怪的是，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，也不急于逼问过甚。他前往高雄布置另一个大搜捕时，特意交代侦讯蔡孝乾的特务牛树坤等人，老郑有什么要求都要尽量满足。

有天中午，在连吃了好几天饺子后，老郑吵着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。牛树坤很恼火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好买来牛排，让老郑饱餐一顿。

吃完牛排，老郑对牛树坤说，为了感谢你买牛排给我吃，我要对你投桃报李，抓到人保你升官。

老郑说，有一施姓联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，如果抓住这姓施的，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瓦解了。牛树坤不疑有他，与4个特务一起带着老郑前往电信总局。

快到时，老郑告诉牛树坤，一会我去柜台指认施某时，你们离我远一点，以免让姓施的有所警觉。

牛树坤信以为真，谁知老郑急转身就往侧门狂奔，但刚跑出门口，就被一路跟来的保密局另一特务张清杉抓住。

老郑一计未成再生一计，被抓回不到半天工夫，又谎称可带特务去姓施的家抓捕。

牛树坤等于是带着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，一行人沿着栉比鳞次的木材行，逐一找寻姓施的住处，走到一黑暗转角，老郑突然逃得无影无踪。

蔡孝乾成功逃走，谷正文因督导不周，被毛人凤处分记大过两次，蒋介石也大为光火，一再勒令尽快抓回。

1950年2月下旬，保密局特务侦悉，老郑逃脱之后，一直带着他的小姨子姘居在台北中山市场，一名叫黄天的老台共家里。

保密局立即赶赴黄家抓人，但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，前一天已搬走了。

黄天被施以酷刑，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，特务张清杉随即带人乔装成农夫模样，直奔嘉义粪箕湖林姓医师家。

无巧不成书的是，2月27日，张清杉等到嘉义后，换骑破旧自行车，沿着乡间小路前往林姓医师家，迎头碰到一西装革履的人。

张清杉正琢磨贫困的台南农村怎么会冒出来穿西装的阔佬，定睛一看，万没料到，此人却正是老郑！

原来，老郑历经一个月逃亡，清苦难耐，这天打算去镇上解解馋，没想到会再碰上张清杉等特务。

蔡孝乾二次被捕，竟向谷正文提出一个条件，让他16岁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。

谷正文满口答应，在迫使马雯娟就范后，将其送进牢房，引诱蔡孝乾招供投降。

果然，蔡孝乾和盘托出了中共在台湾的全部地下组织。

1950年3月，堪称是台湾地下党最黑暗的一个月。

中共台湾工委五巨头悉数落网，下属组织全部遭破坏，蔡孝乾、陈泽民和洪幼樵叛变，张志忠、林英杰等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。

蔡孝乾供出了全部地下党组织，造成与中共有关的1800多人被捕，3000多人被枪毙，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。

台湾历史上著名的“扑杀红色时代”即由蔡孝乾一手开启。

1950年6月1日，蔡孝乾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，并在台湾“中央电台”宣读，公开为自己的变节叛变行为辩解。

蔡孝乾投敌后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其后，蔡孝乾、陈泽民、洪幼樵等被安置在士林芝山岩情报局，“担任匪情研究工作”，蔡孝乾任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。

蔡孝乾长期致力于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，出版了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》，后期还著有《江西苏区·红军“西窜”回忆》。

1982年初，蔡孝乾罹患急病，当年10月不治，终年74岁。

据说，蒋介石曾对蔡孝乾有四个字的评价“无志无用”。“无志”就是无信仰，没有志向，缺少志气，一个人若如此，又怎能堪以大用？

谷正文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：“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，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。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，应讯虽然大方，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，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。从第一眼印象，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，这种人，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，慢慢地，就可以主宰他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什么话都会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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